当我们把目光从英国转向法国时，则看到了另一幅图景。法国为摆脱专制的镣铐，不得不走一条艰苦的路。在这条路上，革命与反动交替地跳跃，社会一会儿突飞猛进，一会儿急速后退，动荡和不安是它的特征，人民忍受着极大的苦难，也作出最大的牺牲。其实，法国发展的道路直到中古中期都与其他西欧国家差不多，差异是出现在专制王权确立以后。
A.“太阳王”的国度：专制王权的标本谈起法国人的“政治态度”，举这样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还在封建社会早期 ，当国家还四分五裂、大领主横行霸道时，各城市就开始争取“自由”了。城市的自由往往要靠暴动来取得，一有合适时期，市民们便拿起武器，高喊“Communio! Communio（公社！公社！） ” “公社”成为取得自由的城市政府的称号。1077 年，康布雷第一个得到公社特许证书，后来，许多 城市都学它的样。在法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暴动，就有过多少个公社！
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爱好自由，但他们面对更强暴的对手，不得不进行更艰苦的斗争。特别是专制王权确立后，与民族对阵的是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权，为摆脱它的桎梏，法国忍耐了二百年。
革命前的法国，国王有无上的权力。法国的王权是欧洲专制的最高典范。这种制度只承认一个原则，就是“L'etat, C'est moi”（朕即国家）。
法国专制制度在路易十四时达到顶峰，路易十四以太阳作自己的象征，认为自己的光辉如太阳一般，普照众生。我们在前面说过：专制王权是在前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法国的情况是不是也一样呢？答案是肯定的。
法国的中世纪史，是一部国家的破碎史， 它比英国分裂得更惨，因而也就比英国动乱得更厉害。在英国，国王至少还是全英格兰的统治者，法国的国王却只是一个小小的诸侯，他统治的领地决不比其他诸侯大。特别是加佩王朝初期，国王的势力范围只是巴黎周围那块小小的“法兰西岛”，出了这个“岛”他便什么也作不了主。这时，真正统治法国的是一批各自为政的大诸侯，“小国王”和“大诸侯”的说法一时成为笑谈。由于国家分裂，国土便时常成为外人侵袭的目标。这种情况到十二世纪发展到顶点，当时，英格兰国王通过继承、联姻等手段占去法国三分之二的土地，他虽然不是“法兰西国王”，权力比真正的国王还要大。法国眼看就要从地图上消失了，于是实行统一、排除外敌就成了全民族的任务。专制王权正是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取得统治委任权的。
如果说英国在十六世纪创建民族时，仅需排除外国干挠的可能性，不让天主教强国插手国事，那么法国在十四至十五世纪面临的任务，则是夺回失地，驱逐外敌，使法国的土地重归法国人之手。这项任务是通过英法百年战争完成的。1337- 1453 年，法国与英国断断续续地打了一百多年仗。战争全部在法国的领土上进行 ，给法国造成巨大的损失。有一个时期，英王甚至夺得法国王位， 法国几乎亡国，若不是圣女贞德唤起了民族精神， 法国的复兴也许就遥遥无期了。但王权是唯一能团结整个民族的力量，圣女贞德深知这一点，她在奇迹般地给奥尔良城解围后，便带着太子飞快地赶到兰斯城行加冕礼。法国在丢失王位后又一次得到一位国王，国王在民族战争中获得全法国的支持。
剩下的任务是统一法国了，和民族独立比起来，这是项更艰巨的任务。因为法国的大贵族不象英国的旧贵族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就已自相践杀殆尽，从而为国王留下一块清扫过的空地。法国贵族在民族战争中立过功，为民族解放出过力，要制服这些强大的贵族，必须有一个更强大的国王。这样，法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确立王权，而且王权也应具备更加专制的性质。
胡格诺宗教战争之后，亨利四世登上王位，建立波旁王朝，开始加强专制王权，到路易十四时，王权发展到顶峰。由此可见，法国的王权为克服更强大的贵族分离势力而变得更专制，到以后为克服更专制的王权，法国人就必须付出更艰巨的代价。
法国专制制度的支柱是庞大的官僚体系。前面说过，法国的旧贵族既未在内战中自我灭绝， 甚至还在民族战争中立过功，翦除他们就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他们在各省握有主权，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随时可以举兵反叛。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红衣大主教使用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他向各省派出监察官，让他们主管地方的“司法警察和财权”， 大权成为实际上的地方行政首脑，而大贵族们则可继续担任省长，享受名誉和地位。监察官都由国王直接任命和罢免，也直接向国王负责。监察官靠国王提携，他们的前途全操在国王一人手中，因此他们必须对国王毕恭毕敬。尽管如此，贵族们还是乘路易十四登位时年幼，太后“垂帘听政”的大好时机发动了一次叛乱，即所谓的“投石党运动”。叛乱最激烈时，太后和幼主狼狈逃窜，在暮色掩蔽下撤出巴黎。这些经历使路易十四成年后觉得单靠委派监察官还不行，必须把贵族收拢在手里。于是， 他让贵族们住进王宫，整日整夜地享受荣华富贵， 白天遍尝山珍海味，晚上参加宫廷舞会，祝宴、狩猎、郊游、戏耍的活动终日不断，其间的珠光宝气、美女佳人都堪称是全欧洲的绝色，令其他朝廷倾心拜倒。贵族们不仅被这种声色犬马的生活弄得头晕目眩，还被主上不时赏赐的荣誉熏陶得心花怒放 。路易十四设立无数的宫廷职位，比如御衣官、御马官、侍膳官、侍酒官等等。凡是王室日常的衣食住行、鞋帽、裤袜，只要能想得出名目，无一不有专人所司。而担任这些官职的，竟都是公爵、侯爵辈。他们同意当这种“王家侍从”，是为了从国王那里取得恩宠——有了恩宠便名利双收，失去恩宠便一落千丈。时常在国王面前露面可以取得大量的赏赐，而一旦国王说一句：“此人我从未听说过”，他的家族也就算中衰了。路易十四用这种方法控制了贵族，使他们成为忠心的奴仆，从而完成了专制王权的第二个历史使命。据说，凡尔赛宫就是为这个目的修建的，到革命前夕，宫中常住一万七、八千名贵族廷臣，其中 469 名专侍王后，274名侍奉王弟，国王的伯母有 200 多名随从，连路易十六的新生女儿也有 80 名贵族侍候。
贵族们交出权力，而换取荣华富贵，实权落到了国王的官吏手中。官吏们大多出身中等人家，因祖上经商、放债、包税、投机等等有方而积蓄了家产。一旦有了家产，他们便让子弟买官从政。这不仅因为在一个官僚的国家里，仕途是最好的进身之路；而且因为当了官才能更好地发财，买官的投资比经商的投资还要有利可图 。仅从这一点看，专制制度的弊病就显示出来：国王为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必须依靠官僚集团，于是法国的有产阶级不象在英国，他们不是致力于经商、从业、发展生产，在工商业活动中聚敛财富，而是到官场中去找金银，靠损公肥私和压榨百姓来发财。根据法国的法律，贵族是不能从事工商业或任何有益于社会的行业的，否则便失去贵族的一切特权。中等人家一旦买了官，便会晋爵；而一旦晋爵，便不能再进行经济活动。这样做的恶果是：社会上最有能力从事经济活动（因为他们发了财）的一批人，却总是要退出经济活动，到官场上去找前途。而专制王权又非得靠这个官僚集团才能存在下去。因此尽管官僚制度拉走了经济人才，专制国王却必须保护它，并且尽一切力量去发展它。
专制制度的弊病还不仅于此，王权建立官 僚体系，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官吏为追求升迁，必然是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专说朝廷喜欢听的话。朝廷为了解真情，又必须设置更多的机构，去互相监视，互相督促。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官僚体系越滚越大，而且各个衙门互相推诿，互相扯皮。官员对朝廷的指令敷衍塞责，有令不行，朝廷虽三令五申，却仍旧解决不了问题。此外，官吏的腐败是官僚国家永久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国王要靠官僚进行统治，便不敢得罪官僚集团。他即使知道官员的腐败是政权的致命伤，最多也只能杀一儆百，使其他人略有收敛。路易十四时曾屡次打击腐败的官员，1661 年还建立过一个专门的法庭审理官员腐败案，但 1669 年却不得不撤销，因为在官僚集团中引起的恐惧太大了。对国王来说，低效率和腐败虽是他实行专制不得不吞下的一剂苦药，对法国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些却是太沉重的包袱了。再者，专制王权一经确立，国家就受一个
人意志的摆布。这个人英明，国家尚可维持，这个人昏聵，国家就必然遭殃，而一个人的统治过于长久，鲜有不使国家受害的。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这几乎是对数千年来政治历史的高度总结。路易十四称得上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大政治家了，但他的统治越到后期毛病越多。他野心勃勃地要称霸欧洲，便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在他亲政后的 54 年中，法国有 32 年在 打仗，而从 1688 年到他死时的 1715 年止，战争几乎从未中断。路易十四的穷兵黩武并未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霸主， 反而把国家弄得民穷财尽，饥荒四起。1693-1694 年间，正值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时期，法国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几个月内人口中饿死十分之一； 1709-1710 年又在西班牙王位战争期间，法国再度大饥荒，后果甚至比前一次更严重。路易十四的后代没有他那样的才能，结果把国家弄得更糟。路易十五时实权掌握在国王的情妇手里，蓬帕杜尔夫人和杜巴里夫人的名气比路易十五还要响。路易十六只喜欢打猎和做木工铁匠活， 得了个“锁匠国王” 的美名。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当专制王权完成了统一国家、克服贵族分离势力的任务后，它本身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它的存在只是对国家的祸害，它被消灭得越早，就对国家越有利。
有趣的是，尽管专制王权以官僚集团为支柱，但它的灭亡却是由这个集团促成的。早在亨利四世时，卖官的制度就固定下来。买官的人被指为“穿袍的人”，世家旧贵族则是“佩剑的人”。穿袍的人官职可以世袭，只要定期向国王交纳一种叫 “波勒金”的年贡就可以。这样一来，“穿袍贵族”实际上成了一种世袭的职业，比如当法官的可以世世代代当法官，就好象是印度的种姓一样。国家出售官职本是为增加收入，国库有自己的收人， 便无须向代表机关求助，要求批准赋税。因此法国自 1614 年以后就不再召开三级会议，1626 年以后不再召开显贵会议。可见，出售官职已经成为从经济上维持专制王权的需要。但这里出现一个矛盾：每当遇到 紧急情况（外战、内乱等），国库入不敷出时，国王就增设大量官职，以开辟财源，以卖官鬻爵中提取急需；但大量官职的出售，却意味着更多的人获得特权，因而有更多的人可以不交税，从而使国库收支更紧张。这个矛盾是从路易十四起直到革命终于爆发这一整段历史时期中贵族和王权之间的冲突的基本原因，越到专制王权后期， 国家的开销越大，国库的收入越少；国库的收入越少，不向国库纳税的人越多。到最后国家每年还国债的利息就要用去预算的一半还多，而国库主要的纳税人农民所承担的税务已达到极限了，不能再开征新税。这时摆脱财政的唯一方法就是向不纳税的特权阶级征税，实行“赋税平等”，用这种“赋税平等”的方法给官僚集团开薪，并且给军队中
的“佩剑贵族”调拨军费，维持特权阶级本身。但这种企图却受到特权阶级最顽强的抵抗，“投石党运动”就是因为政府企图征收 “官职税”才引起的。此后一百多年中，国王的大臣们总是想进行“财政改革”，以实现赋税平等，又总是被特权阶级反掉；在这些反抗中，由“穿袍贵族”组成的“高等法庭”（官僚集团的大本营）总是站在最前列。1787 年，当国家终于走到破产的边缘时，贵族们还是不肯响应国王的号召，交纳赋税。“显贵会议”和巴黎高等法院都一致地说：他们无权决定国家的税务，应该召开三级会议。就这样，专制王权不得不依靠的官僚体系最终把王权逼进了死胡同，法国革命的序幕拉开了。
B.攻克巴士底：一天便胜利的革命贵族虽因抗拒王命，而打通了通向革命的道路，但在三级会议召开时，革命却决不是不可避免的。1789 年时谁也没有想到要推翻王位，连罗伯斯庇尔都还是个君主主义者，并不打算实行共和。但后来事态发展却使革命变得不可避免了，反动的势力把人民推向革命。
三级会议召开时，贵族有最大的主动权。贵族本是社会的上层，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经济、 文化诸方面一直保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在民族的 心理上，贵族更是各阶层刻意模仿的表率，特别对 处于社会中层的资产阶级而言，情况尤其如此。举例来说，丹东就曾把自己的名字 Danton 写成D'Anton , 这样看起来就象是贵族的封号；布里索要在自己的姓后面加上出身地，模仿贵族的做法； 连罗伯斯庇尔家族为抬高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地位， 也把自己的姓分成两半，从 Derobespierre 变成De Robespierre 。在一个社会里，下层仿效上层本不是什么怪现象，在任何运动里群众又总是把上层 人物首先抬出来作代表。但若上层对自己的优势、 特别是文化、心理方面的优势毫不爱惜，那后果对他们自己就往往是灾难性的。1789 年就是这种情况。高等法院竖起了反抗王权的大旗，人民纷纷支 持，把它视为自己的代表。但很快地，贵族把人民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了，高等法院规定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应按 1614 年的先例办，也就是说，它不同意第三等级的要求，不肯将他们的代表数加倍，也不肯进行个人投票而坚持要以等级为单位投票。这项规定的含义是很清楚的：贵族将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允许第三等级说话，因为按等级投票，三级会议就只有三票，贵族和教会可以联合起来控制会议，第三等级就再次被放到从属的地位上。这使第三等级十分愤怒，贵族这面旗帜就这样倒了，法国革命在尚未开始时就排斥了贵族领导的可能性，“贵族革命”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第三等级的革命”。从这时起，法国革命所反对的， 就不再仅是专制，而且是特权，因为特权和专制站到一起去了。这当然就加强了反动阵营的势力，而人民就需以加倍的力量来克服这种抵抗，因此法国革命在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激烈。
激烈的斗争逼迫第三等级宣称自己是全法 国的“国民议会”，否则就只有卷铺盖回家。接着又发生 6 月 20 日的“网球场事件”，第三等级宣布不制定宪法就决不散会。第三等级的坚决斗争使国王同意退让了，他命令其他两个等级去参加第三等级的会议，国民议会改称“制宪议会”，开始制定宪法。看起来，取消专制王权的任务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如果真能这样，法国各阶级在合作的道路上就走得非常好了，它将通向法国历史的新纪元。
但和平的道路到此为止，国王和贵族都在 准备反扑。许多贵族退出议会，另一些人虽在，却并不参与议会的议程。不久，国王在凡尔赛周围布署军队，武装镇压的危险迫在眉睫。这时，第三等级中的体面人物在议会一筹莫展了，于是普通的人民群众走上舞台。7 月 14 日，巴士底狱被武装攻克，法国革命敲响了警钟。据说，当路易十六听到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时满不在乎地说：“这是一次暴动。”他旁边的一个侍从公爵答道：“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从此后，revolution 一词就失去它原先的含义（“一个周期”），而变成现代政治术语中用武力推翻政权的意思了。
攻克巴士底狱的胜利是一天便完成的革命，7 月 14 日划分了两个时代，在此之前是一个腐朽的旧法国，在此之后是一个革命的新法国。巴黎在一夜间换上红白蓝三色旗。虽说，三色中还夹有表示王权的白色，但代表巴黎人民的红、蓝二色终究是胜利了，专制在转眼间被革命推翻，议会开始行使最高权威。路易十六屈服了 ，接过三色帽徽，向臣民们保证要忠于宪法。假如路易是荷兰的奥伦治亲王，7 月14 日便是法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就会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上顺利地走下去。王权将能保留，贵族将能生存，宪法将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议会将是国家的主权所在，“国王万岁！宪法万岁！”将会是法国人的口号，法国将会走和英国相同的路。
但路易十六不是法国的威廉三世，他不甘 心当立宪国王，只要有一丝的可能，他就要当法国的绝对主人。以后的事态发展，便是由路易十六的这种态度引起的。8 月 4 日，议会废除特权，8 月26 日， 通过《人权宣言》；当“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交给国王批准时，路易十六故意保持沉默，不肯在文件上签字。与此同时，军队又在凡尔赛集结了，这一次，三色帽徽被扔在地上，妩媚作态的宫女们向军官赠送象征王室的白色百合花， 反革命的气焰甚嚣尘上。于是，人民已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革命不得不再次行动。10 月 5 日至 6日，巴黎人进军凡尔赛，把国王带回巴黎，国王成了革命的俘虏，再次卑顺地表示屈从。他又从拉法耶特手中接过三色帽徽，热烈地亲吻，不久，“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都被批准了，议会开始正常的立法活动。1790 年 7 月 14 日，攻克巴士底的一周年纪念日，路易十六庄严地登上“祖国圣坛”，宣誓效忠宪法。就这样，当着全法国人民的面，路易当上了立宪君主。1791 年 9 月 3 日，法国的第一部宪法被通过了，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宪法规定议会是国家的主权所在，也是最高的立法机关，国王依照议会的法律执行政务，行使行政首脑的职责。
到这时，革命所要解决的基本任务可以说都已经完成：它已经取消了专制，消灭了特权，等 级、头衔、荣誉称号一概废除了，政权不再掌握在 一个人手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障碍已经扫除。 此外，它还废除了封建义务，没收了教会财产、制 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令，国家的经济 已从旧社会的桎梏中跳出。当然，旧社会的痕迹尚 未完全根除，许多重大的问题尚待解决，比如国主 的权力仍嫌太大，议会对政府的制约权尚嫌含糊， 民主制度的原则远没有确立。从经济、社会的角度 看，农民在要求土地，下层人民在要求平等，社会各阶层的敌对情绪有待于弥平 。但这些都是可以在将来逐步地完成的，法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到1791 年宪法制定时就算是解决了，但革命的成果能够保得住吗？
革命的敌人不打算承认失败，仍然在向革命进攻，历史要求革命把自己继续推向前列。贵族们早就开始逃亡，到边界外面去组织征讨革命的十字军。国王在颁布宪法前曾企图逃跑，到国外去领导他那些忠诚的骑士，只是因为他在逃亡途中被革命抓回，不得已才在宪法上签字。宪法的签署表明反革命势力在法国已无能为力了，若不靠外敌帮助，他们绝没有恢复旧制度的丝毫希望。就在这时，外国势力开始干涉法国了，1791 年 8 月 27 日，奥地利和普鲁士对法国发布一个等于是最后通牒的宣言，声称要保护法国“合法的”王权。1792 年 4 月，欧洲和法国开战了。
以后的历史证明，1791 年宪法确实是能够解决当时法国问题的正确基础，法国若能在 1791 年停下来，就不会有此后几十年的狂风巨浪了。当这几十年的风暴过去后，法国却又回到 1791 年的基础上。这时候，不仅法国的各派政治力量，而且连欧洲列强也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在 1791年，谁都不愿正视这个事实，反动的欧洲决定扼杀革命， 而正是他们的这个企图，反倒助长了革命，促进了革命，使法国革命成为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
C.别了！拿破仑：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必须看到，革命后期出现的混乱和过火行动完全是在外敌已被击退的情况下发生的，外部的威胁一解除，原为抵抗外部压力而动员起来的内部张力就突爆了，向着四处喷发，从这时候起，革命就停止上升趋势，开始向后转。然而法国回到哪里去呢？回到 1791 年么？国王却没有了，路易十六已被处诀，一切可以继承王位的人不仅都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而且都在外敌的卵翼下。这里，外敌的干预又起了主要作用。法国于是被迫维持共和。但此时共和国的第一流领袖全都在倾轧中丧失了 ，共和失去了自己的舵手。人们已习惯用刺刀说话，任何派别动辄就发动政变，共和国在二流政客的指导下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从热月政变到果月事变， 时间仅三年零两个月，巴黎却经历了五、六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再加上数不清的阴谋和诡计。法国人为争取宪法而发动了革命，现在却惊奇地发现： 在法国不能实行宪法。1793 年的宪法姑且不谈， 1795 年的宪法总是让极端派取得多数，而保王党竟最终能控制议会。于是，法国陷于两难境地：要么它允许保王派合法地恢复旧制度，要么它违背宪法，用行政权去解散两院。结果，它就是这么做了。很显然，英国内战的覆辙由法国重蹈，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却未能建立起新制度。理想的光芒就在眼前，但它却是得不到的——人们踏出的每一步，不是够不着它，就是跨过了它的界限，因而必须回过头来往后走，法国陷于困境了。假如它这时的环境和 1660年的英国一样，它也许会拥立一个查理二世，但反动的欧洲对革命的法国的仇视，却不允许它这样做，战争仍在继续，胜负尚待分晓， 贵族仍与革命势不两立，欧洲仍在无理地干涉，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继续，即使它只是个革命的影子也罢。
就这样，一个革命的影子在法国出现了， 反动的欧洲造就了拿破仑的专制。在拿破仑的统治下，革命被保持下去，却没有了革命的灵魂。
波拿巴的雾月18日是又一次突变：法国的议会制被推翻了，民主试验结束了，军队用刺刀赶走了议员，政权又回到一个人手中。波拿巴并未给法国带来安定，他带给法国的是前所未有的光荣和独裁带给欧洲的是革命和战争。“这个人不久便要把整个法国变成一支军队，而且将使精神上一直受到极大震动的全世界只听到法兰西军队的脚步声和法兰西意志的声音”。
拿破仑时期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波拿巴先从第一执政变成终生执政，再变成皇帝拿破仓一世。法律对于他是多余的，因为他口授了 95 项条文，作为共和八年宪法的脚本。在拿破仑手中，立法成了很有趣的游戏，法案从第一执政（后来是皇帝）手中发出，到国务院、保民院、立法院、元老院四个清谈馆周游一圈，再回到第一执政那里等待批准。议会之所以分成四个院，其目的就是要把立法手续弄得尽量复杂，好掩饰实际上很简单的程序——从拿破仑的左手传到他的右手。拿破仑统治时期，整个国家只需要一个头脑，这就是拿破仑。拿破仑胜了，法国就胜了；拿破仓败了，法国就败了。历史的发展在这里如此具有讽刺意味，法国人为争取彻底的民主而斗争，斗争的结果却总是把独裁者推上宝座。当罗伯斯庇尔想靠专政的力量拯救革命时，他被指责为实行独裁。这一次，拿破仓以革命遗产继承人的身份实行独裁，法国人却认为他拯救了法国，因此无动于衷！
拿破仑把法国引向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最后又把它引向彻底的失败。拿破仓战败了， 革命和法国都失败了。1814 年 4 月 24 日，路易
十八坐着胜利者的军车回到法国； 5 月 2 日，他在圣多昂发表声明，承认议会制政府原则；6 月 2 日他颁布宪章。波旁王朝复辟了，但承认了代议制政府原则。法国退回到 1791 年。
D.七月革命：三色旗重新飘扬6 月 2 日的宪章是钦赐宪法，签署日期为“路易十八临朝第十九年”，这就是说它不承认共和、督政、执政和帝国所有这二十几年。不过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法国保留了宪法，尽管它完全是钦赐的，却说明 1791 年的原则得到了承认。根据宪章，议会的权力很小，选民也极少，三千万人口中只有九万多人有选举权 ，而有被选举权的人只有一万六千人。但这个议会多少是以英国制度为榜样的，大臣既是议员，议会就有可能控制行政。国王虽保有很大的权力，但他不再是绝对君主，而受到议会的制约，他不再能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特别是宪章认可了革命所宣布的平等和自由，使每个人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复辟王朝之所以被接受而未遭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颁布了这部宪章，正象英国的查理二世发表布列达宣言一样。不过，波旁王朝是否能避免詹姆士二世的覆辙，不让法国来一个“光荣革命”呢？
波旁王朝显然不理解历史的教训，需知波旁王朝是被欧洲的炮车送回法国的，因此在它看来，革命是靠武力征服的，乱民需用武力戡平，在王朝的正统与篡位者的非法之间，绝无调和的余地。它颁布宪章并非为实行，而是为敲开巴黎的大门。就连俄国的沙皇都知道专制王权在法国不可复
得了，因此力劝路易十八宣布宪政，路易十八还能怎么样呢？
然而从热月政变开始的倒退并未到此为止，法国还没有退够。对路易十八来说，宪章是他登上王位的代价；对过去的贵族特权阶级来说，它只是权宜之计。这些在国外流亡了二十多年，被革命弄得一贫如洗的人，一回到法国，就象饿狼般扑向革命的遗骸，他们要恢复旧法国的一切。他们不要宪法，不要议会，容不得半点自由和民主，渴望着及早重建专制王权。复辟一开始他们就控制议会，这个被称作“无双议会”的反革命聚会实际上是英国骑士议会的翻版，其所作所为又比骑士议会毒辣得多。在无双议会纵容下，法国出现了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对共和及帝国人士的迫害开始了， 法庭作出九千件有罪判决，许多人被处死刑。贵族保王派的别动队还四处活动，对知名的革命人士私刑处死。路易十八在位的九年中，这帮贵族极端保王派曾一再夺取议会，但也几次遭受挫折。到路易十八统治的后期，极端派显然取得优势，宪章中承认的自由成果己一点一滴地丧失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路易十八去世（1824年9月），查理十世继位。
查理十世不是别人，正是贵族极端派首领阿图瓦伯爵。革命时期，他是法国大贵族中最早流 亡国外的一人，曾和普鲁士国王与奥地利皇帝共同 签署过威胁法国的最后通牒。他又是跟在盟军的马 队后最先回到巴黎争夺拿破仑遗产的接收大员，还 和列强签订了巴黎和约。他毕生最讨厌的就是君主 立宪制，复辟后竟大言不惭地声称全法国只有他一个人自 1789 年以来全无变化 。他的名言是：“宁可去锯树也不能按英王那种方式进行统治。”他登 上王位意味着绝对君主制将在法国全面恢复 。果然在他继位时，就一定要跑到兰斯去行古老的加冕礼 不可，以示自己是加佩诸王的直接后继人。他登位 伊始就开始全面地剥夺革命所剩的残余成果，先是拨 10 亿法朗赔偿亡命贵族，然后恢复长子继承权，接着对报纸发动攻击，限制新闻自由，再解散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但 1827 年理理十世遭到一个挫折：大选中自由派意外地取得议会多数，国王竟不得不按选举的结果重新组织政府——这简直是对议会制民主的完全默认！查理十世对此耿耿于怀，决心加速恢复旧制度。1829年 8 月，国王让极端保王派的波利尼亚克出面组阁，受到议会多数的明显抵制。1830 年 3 月，221 名议员联名请愿，提出“政府的政治见解必须和您（即国王）的人民的愿望长期协调”，这实际上是要求建立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制政府。国王立刻让议会休会，然后在 6 月举行新的大选。新的选举反而增强了自由派
的势力； 7 月，国王连发四道“敕令”，其中包括封闭一切报刊、解散新的议会、重新进行选举、取消工商业者的选举资格等内容。据目击者后来说， 查理十世在签署这些法令时显然是预见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签署敕令之前，国王似乎在沉思，他用手托着头达数分钟之久，迟迟不下笔，然后他说：‘我越考虑就越坚信，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国王“阿图瓦伯爵”陛下决定对宪法发起进攻，这样，就迫使法国在全面恢复旧制度和发动另一次革命之间作选择，法国选择了革命。事实证明，1791 年的基础是倒退的极限，再往后退是不行的。三色旗重又在巴黎飘扬起来！
几乎在所有大的方面，七月革命都与“光荣革命”十分相象：一个新的国王找到了，他就是有着“手拿雨伞的资产阶级国王”之美称的路易一菲利浦。他的父亲奥尔良公爵不仅依附过雅各宾党，还把“波旁”的姓氏扔掉，改姓响亮的Egalit'e（平等），由路易一菲利浦当国王，大革命和君主制就能够调和。查理十世被用武力驱逐出国，为此派出了两万名士兵。议会把王冠献给路易一菲力浦时，宣布他是法国的合法国王。法国从此
有一位真正的立宪君主了，他的王冠是由议会交给他的。
尽管七月革命在许多细节上酷似“光荣革命”，但两者间有一个质的区别：七月革命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是靠街垒、巷战、流血和枪弹取得的，全巴黎都在投入战斗。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 法国再次靠革命战胜了专制。总结半个世纪的历史，法国人现在可以说，大革命从未失败过——法国只是在全欧洲的武力压迫下才暂时屈服的。但革命终究会胜利，七月革命就是这胜利的结局。相信革命能解决一切，这便是法国的旧社会留下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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