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统治者在人民的坚强意志前机灵地退却；在法国，绕治者和人民拼死地对抗。两笔历史遗产决定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现在我们将看到，旧社会还会有第三笔遗产，它提供了第三条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Ａ. 天性驯服的德国人
首先，我们看德国人的“政治态度”。
在德国，Gehorsamkeit（服从）是一种崇高的美德。德国人遵守纪律，办事严谨，他们的工作效率之高，在全世界都赫赫有名。但在新旧制度转变的时期，服从却不那么值得推崇。有这么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据说 1918 年斯巴达克同盟在柏林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时，进攻政府大厦的起义者上竖着一个牌子：“禁止穿行。”列宁知道这件事后十分诧异，他奇怪地问：“你们怎么能和那些连草坪都不愿踩一踩的人一块儿干革命呢？”确实，这样的人难道适合造反吗？
德意志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养成服从的天性，对权威的崇拜近乎于迷信，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们如何完成自己的使命呢？一个德国老妇讲述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经历：美军炸毁了她的家乡——北巴伐利亚一个美丽的小镇， 电断了，水没有了，尸体横陈街巷，口粮供应还在车站的火车上，但镇上没有一个人采取行动。有人问：“他们在做什么呢？”老妇说：“什么也不做，我们只是等美国人来，好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一个崇拜权威的民族，就很难去反抗权威，但是在权威的指引下，他们却会所向无敌。
德国的这种民族性与它的历史发展有关， 德意志的历史是一部民族分裂的历史。在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日耳曼人随民族迁徙顺流南下，分布在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间的广大地域里。他们刚从氏族的组织中脱胎出来，处在创建国家的最初阶段。于是在一块广袤的土地上，有许多小王国和大
部落联盟。法兰克人的国家征服了这些土地，查理曼帝国的领士囊括了大半个西欧。在中世纪开始时，德国和法国是分不清的，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是两国共同的统治者。843 年，查理曼帝国分裂，德国和法国才各有各的历史。
在法国，国王从事实上的小领主发展成真正的大国王；在德国，历史则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正当加佩王朝的法国国王们在小小的“法兰西岛”上为生存挣扎时，德意志的强大帝国却在中欧崛起了。919 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奠定帝国的根基；962 年，他的儿子鄂图一世在罗马加冕，当上“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这个帝国一直存在到 1806 年，只是在拿破仑的军威下才土崩瓦解。
帝国虽打着“德意志民族”的旗号，却从未将德意志民族统一过。皇帝的权威只存在约一世纪之久，内部的纷争便无休无止地展开了。皇帝先在与教皇的斗争中受到削弱，接着又与各封建主连绵开战。萨克森王朝和法兰克尼亚王朝都在混战中衰落，霍亨斯陶芬王朝对封建大贵族更是一筹莫展，不得不用巨大的让步来换取皇权的暂时稳固。在这个王朝统治下，贵族们获得关税权、铸币权、开办集市权等最重要的经济特权，这无异于在帝国之下建立一个个国中之国。到 1232 年，国中之国的地位在政治上也获得承认了，帝国的文件正式写上“邦君”一词，而“邦君” 在后来的德国史上， 才是真正的统治者。邦君们漫无止境的内讧使德国的中世纪暗淡无光。1356 年，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用一道“黄金诏书”来加强帝国的黑暗，根据“黄金诏书”，皇帝承认诸侯在内政上完全独立，有邦国内的绝对君主权力，诸侯可以立法、司法、行政、抽税、铸币、签币、签定外交条约，还可以向其他诸侯正式开战。总之，他是他自己领地上的绝对主人，只有一条限制：附庸们不得对自己的宗主发动战争。就这样，“神圣罗马帝国”不再是一个国家，而变成一组国家的胡乱组合，诸侯不必对皇帝服从，臣民则必须服从诸侯。诸侯在各邦的统治是极残酷极专制的，他们要求属下绝对服从。在这些暴君统治下，德国人学会了沉默和忍耐。
当民族觉醒之光照亮整个欧洲时，德国也出现了微弱的反光。农民战争中有人提出中央集权的口号，这表现在《海尔布隆纲领》中。但若想要自身都统一不起来的分裂的农民军去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显然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农民战争后国家反而更分裂了。诸侯因战胜了农民而加强
了地位，人民的希望再次破灭。宗教改革不仅不能成为国家统一的工具，反而为诸侯内讧提供了现代的借口。对德国绝大多数地区来说，农民战争本来就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人民起义。现在，起义失败了，人民再次消沉，他们的斗争没有任何成果。
从三十年战争结束到拿破仑入侵的 160 年中，德国存在着 360 个大小诸侯国，一千多个独立骑士领，还有一大批各自为政的帝国自由市；法国在西部、丹麦和瑞典在北部保持坚固的前哨阵地，随时可以干涉德国事务。战争使人口丧失三分之一，战争波及地区多年来完全凋敝，不要说工业，连农业也没有。商业被分裂的诸邦国彻底粉碎，各邦不仅自立关卡，而且各用各的货币，易北问和威悉河上就有几十道税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让各邦王公贵族有绝对自主的内政权，而且有绝对自主的外交权。德国又穷又落后，邦君们若想弄点钱，就只有一个办法——向外国出售雇佣兵。此后在每一次欧洲战争中，没有一次不出现德国人打德国人的现 象，双方的德国人都是为别国利益在打仗，给自己的邦君当炮灰。德国完全分崩离析
了，在德国，谁也不能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它如何能摆脱旧社会的桎梏？德国需要权威，它要靠权威来领导它的统一和独立。但德国不会有革命的权威——德国历史上反抗极少、唯一的一次农民战争又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德意志只有靠王朝的权威——在德国，王权还未曾开始执行它的历史使命呢。
B.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们在德国的数百个王公中，只有奥地利和普鲁士有资格成为王朝的权威，有可能统一德国，排除外来势力。而奥地利是一个腐败的巨人，历史的重任自然要落到野心勃勃的普鲁士军事国家肩上了。
普鲁士起先是“神圣罗马帝国”东北边陲的边区马尔克，后来发展成勃兰登堡选侯国，由霍亨索仑家族统治。1618 年选帝侯从波兰国王手里接过普鲁士公爵领地，同时继承了这块土地原先的主人——条顿骑士团的后代们：容克地主。据说， 在德语中，Junkers（容克）这个词是从 Junge Herren（少爷）转化来的，表，示他们的祖先是骑士团骑士。勃兰登堡选帝侯接过的这笔遗产对他极其宝贵，这些容克地主们不仅拥有大量地产，可以为国库提供税收，而且他们有服从的天性，极为遵守纪律。他们的祖先是靠骑士团对斯拉夫人的战争而掠得大量土地的，骑士困是一个整体，没有这个整体日耳曼人就不能成功。因此骑士团既是地主， 又是国家，每一个骑士入团的先决条件就是服从集体，把自己完全融合在骑士团这个国家中。
但在普鲁士国家的初期，容克和一切封建贵族一样，时常向他们的宗主闹独立性，有时还把 选帝侯置于他们的控制下。在三十年战争的兵慌马 乱中，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下决心建立常备军。战争结束不久，腓特烈·威廉就与容克们达成协议：他允许容克向农民任意征收劳役、地租，容克则同意他 开征“军事税”，创办一支常备军。常备军的建立 使选侯成为无可匹敌的权威，容克用这样的代价交 出了自己的独立，得到的补偿是：只有容克出身的 人才能担任军官。从这时起，普鲁士就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军备成为它的基本国策。1701 年， 普鲁士改称王国，在国王腓特烈一世统治下，普鲁 士面积是欧洲各国的第十位，人口第十三位，军队 总数则 占第四位，全国200万人口中有8万5千人当兵，国库收入的七分之六用于军费；到腓特烈二世时，军队增加到 20 多万，军费是国家开支的五分之四。靠着这支军队，普鲁士成为大国。它曾是欧 洲最穷的地区之一，土地贫瘠，一片砂砾，农业就 是全部经济，没有矿山、没有工场，也几乎没有商 业。但国主腓特烈们把手中的军队作本钱，谁出钱多，他们就把军队租给谁，为谁在战场上打仗。整个十八世纪，普 鲁士军队几乎参加了在欧洲进行的一切战争。仅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它就从哈布斯堡的皇帝手中得到一千三百万塔莱尔。普鲁士居然靠这种方法富起来了，也许，这也算是一种“资本原始积累”吧。
据说，普鲁士诸王有这样一句话：“普鲁士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 队。”真是入木三分的妙语。
也是靠着这支军队，普鲁士诸王完成了绝对君主制的建立。还在选帝侯腓特烈·威廉时期，官僚行政机构就初具规模了，各地的税收机关逐渐控制地方行政，而各省的军事专员则成为省一级的最高长宫。在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时，专制王权最终确立，他设立了“财政、军队与王室领地最高管理处”，总揽全国一切政务，剥夺了地方所有的自治权。他的箴言是：“肤乃君王，故应为所欲为。”容克们对此毫无怨言——普鲁士国王太幸运了，他们在建立绝对专制时居然未遇到任何麻烦， 更提不上反抗了。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很简单：专制的君主给普鲁士带来光荣和胜利，容克在军事胜利中大获其益。和得到大片新的领土比起来，失去那小小的地方自治权又算得了什么？整个十八世纪中，普鲁士都在疯狂地扩张，每一次战争都给它带来新的领地。在那个世纪初期，它是德意志境内一个中等国，人口只有二百万，1772 年面积扩大到十九万四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四十万； 到十八世纪末，它已经有三十万五千平方公里土地，人口八百六十万了，对普鲁士国王（和后来的德国皇帝）来说，只要有战争的胜利，国内各阶层就会相安无事，这几乎是他安邦治国的最重要经验。因此，战争和扩张不仅是经济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君主们只有在不断的战争胜利中才能维持自己作为民族象征的光辉形象，从而不断地为自己赢取新的（虽说是假的）统治委任权。然而一个只有靠军事胜利才能维持的国家，就需要不断地发动战争，不断去争取胜利。普鲁士的腓特烈们把德意志引上了这条路，而这个民族所遇到的灾难只有在将来才会显现出来。
C.抽象思维的民族：创造德意志神话的众哲人尽管有帝国皇帝的昔日威风和普鲁士国王们的辉煌武力，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 、专制和经济上的贫穷，落后却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德意志需要统一，需要进步，德意志需要有一个民族的觉醒，在觉醒中它才能再生。
但德意志缺乏行动，它把统一与进步都留给思维了，让它们在头脑中去“自由”地完成。于是，德意志成了抽象思维的民族，在思维中它得到满足，而不需要任何代价。请看，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哪一个国家产生过象德国这么多的哲学家呢？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直到黑格尔，他们的著述甚至比腓特烈二世的武功更叫全欧洲倾倒。德国简直成了哲学的故乡，连腓特烈二世也宣称，他的统治是“哲学家和君主”的共同统治呢！一个“大德意志”的神话，便在众哲人的幻觉中出现。
谁不向往社会的进步呢？康德就是很好的例证。他反对专制，主张共和，提倡理性，宣传法治，他的短文《什么是启蒙》甚至是最重要酌启蒙教科书之一，时常得到世人的引用。但康德把尘世上的一切都推给“善良意志”去解决了，在“善良意志”中，真理和正义已取得永恒的胜利，哲学家因此就不必再感到良心上的不安；但在现实中邪恶和不合理又总是不可免的，因为“善良意志”是先验的东西，只有在“彼岸世界”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既然如此，现实中的人就总不能完全按照道德原则办事，因而总不能实现“最高的善”，那么假的恶的丑的也就是可以原谅的了。所以，尽管人们应追求“善良意志”，尘世间的一切又都必须容忍——德国人在思维中获得了安慰。
如果说康德用“善良意志”为德国人的无所作为找到辩解，费布特的“自我”却向往着行动。他说过：“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目的。”这简直就是让德国人惊醒的战鼓和军号，但费希特用“自我”的主观性来包裹它，“行动”对“自我”来说不过是自我意识的过程，只要我意识到“自我”，我就已完成行动。行动被纳入意识的范畴，这样的行动还有什么用呢？当然用处还是有的，它能让哲学家既呼吁行动，又不必真正地行动。
千万不要以为德国人不善于行动，德国人是很善于行动的，他们在国王腓特烈们（后来在皇帝威廉和希特勒）的率领下向全欧洲的进军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但他们太崇拜权威了，他们的行动必须是在权威指示下的行动，德国的悲剧正在于盲目地服从。
康德和费希特掩饰德意志的弱点，黑格尔却创造了日耳曼的伟大。黑格尔为新世界的诞生欢欣鼓舞。他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里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的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事实上，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者。 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象。”对于他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按恩格斯的解释，其真实含义是：“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因此在他那“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可见黑格尔是向往着社会的变化的。
但他不承认德意志的落后，他甚至认为德国人天生的使命就是去拯救人类。“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的是要使绝对的‘真理’实现为‘自由’无限制的自决 ”一个受分裂之害、在专制制度下痛苦呻吟的民族突然成为“自由”的代表，这如何可能呢？要如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德国人的一切弱点都说成强点， 因而德国的一切现状都是“绝对精神”的体现。他知道德国人生性服从，但他说“社会的中心是由自动的团结和自动服从军事领袖、君主而成立的 。这里的联系就是‘忠诚’，忠诚是日耳曼人的第二个口号，就象‘自由’是他们的第一个口号一样。”于是盲目的顺从成了“忠诚”，而且和“自由”一样宝贵。他知道德国人善于幻想而缺少行动，“法兰西人从理论方面立刻进入实际方面，日耳曼人却满足于理论的抽象观念”；但他说这是因为“日耳曼遇到一个具体的实在的世界，‘精神’在其中得到内在的满足，良心在其中得到了安 息”，而且，“只有在这种时候，就是当意志并不欲望任何另外的、外在的、陌生的东西 而只欲望它自己的时候——欲望那意志的时候，‘意志’才是自由的。”由此看来不行动是比行动更高的行动，“满足于抽象观念”的德意志人是在进行最高层次上的“行动”。他知道德国受分裂之苦，曾感叹三十年战争使德国“作为一个帝国的前途完全终止”，但他却相信德国已出现最完美的政治形式， 因为普鲁士国王是一个“哲学的国王”，他“具有‘普遍性’的意识，这种‘普遍性’是‘精神’所能达到 的最深刻的一层，而且意识到了它自己的内在的‘思想’的力量”。就这样，他让他的“绝对精神”在抽象的“概念”、无生气的“自然”和混乱的“历史”中邀游一周后，最后来到他理想的王国——普鲁士那里。他运用最令人眼花瞭乱的哲学思辩把普鲁士军国主义专制制度提升为绝对真理的终极代表，德意志神话在他那里完成了，从而受到一切“德国庸人的顶礼膜拜”。
一个民族，当它在落后时还不认识自己， 不是用集体的奋斗去改变现状，而是自我掩饰，自我吹嘘，沉湎在自大的狂妄幻想中，这将把自己引向何方呢？德国后来的历史就是明证。
D.1848年的德国：拉开政治现代化的帷幕
就这样，一个分裂、保守、落后的德国，靠帝国皇冠上的余辉、普鲁士军刀下的威风、和腼腆的哲人们的如簧之舌，竟编造出一部动听的“德意志神话”，洋洋得意地自我陶醉，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拿破仑的军队席卷欧洲，德意志的一切污垢、一切阴暗都暴露在世人眼中。在拿破仑这个法国革命的影子前，“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象腐朽的大厦土崩瓦解，莱因区被占领，维也纳被攻克，柏林也在法军炮声中投降，“德意志神话”甚至尚未出笼，就已经幻灭了。但法军带来的不仅是耻辱，它还带来新的社会和新的思想。自由、平等的种子在德意志播下了，三百六十个小国合并成30 多个，德意志社会第一次在外国占领下被迫接受改造，它因此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本来，这是一个极好的教训：当一个民族不愿意前进时 ，它将
在国家危亡中被迫前进。但德国人中谁也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他们仍然一如既往。
奥地利在战时出现一股新鲜空气，有一批人真心要求自由和民主，希望建立君主立宪。他们企图在贫苦阶层中争取支持，还得到皇弟查理大公和他的一批“约瑟夫派”的同情。不幸的是，他们的思想在当时的奥地利是太先进了，奥地利正处在反“开明专制”的歇斯底里中。昏庸的皇帝弗兰茨二世宁愿把都城交给法军，也不愿让人民在抗战的胜利中谈论自由。杰出的将领查理大公失势了，奥地利的“雅各宾党人运动”昙花一现，梅特涅执掌政权，奥地利用来对抗自由和进步的，是使它自己变得更加反动和腐朽。
普鲁士从 1806 年起开始实行改革。和奥地利的“开明专制”一样，它也是在战败后被迫为之，也同样走自上而下的路。施泰因—哈登堡改革甚至在内容上也与玛丽亚·特蕾西亚—约瑟夫的“开明专制”十分相似，比如给农民人身自由、废除贵族特权、取消行会、鼓励容克开办工商业、开创教育、改革军队等等，以及最重要的——整顿国家官僚机构、加强中央集权。但在对付官僚体制的斗争中普鲁士采取了不寻常的做法，它恢复城市自治
权，建立市政代议机关，还力图实行乡村自治。这些做法的目的是加强中央行政控制，但看起来却使普鲁士有了一点“自由”色彩。1815 年时，腓特烈·威廉三世甚至还允诺实行立宪，说“应该有一个人民的代议机构！”但所有这些成果在“神圣同盟”建立后几乎全都丧失，书报检查越来越严，思想控制开始加强，民主人士遭受迫害，进步协会受到封闭。不久，普鲁士军队又以德意志别动警察的身份在全德各邦招摇过市，充当神圣同盟的一流打手。和奥地利的“开明专制”一样，由于人民的消极，听任国家由少数人摆布，施泰因—哈登堡改革完全没有触动王权专制，也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最迫切问题。
此后德意志在“神圣同盟”的反动体系下度过 30 多年政治上毫无进展。但受德国革命影响最深的地区——南德意志和莱茵河西岸，政治制度却有所变化。在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屠林根四地，两院制议会建立起来了，君权受到宪法的制约，由普鲁士吞并的莱因—威斯特伐里亚地区也保留着拿破仑留下来的立法系统。结果是这些地区先于德意志其他部分开始工业化。
1848 年，欧洲爆发了波及范围很广的人民大革命，德国是这场革命的重要战场。德国在这场革命中应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时的德国，外国势力
已基本肃清，民族自立已得到巩固，这是反拿破仑战争胜利的成果。但国家还是分裂的，政治上完全不统一，君主专制仍是主要的统治形式，立宪政治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很明显，德国在 1848 年所面临的任务，比英国在 1640 年、法国在 1789 年所遇到的要复杂得多。英国和法国各自只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取消专制；在德国，国家统一和取消专制两项任务则纠缠在一起。也许，较明智的作法是先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而把另一个留待以后。但是先解决什么问题呢？若先解决统一，那么由谁去统一？王朝一直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德国，不是有一个王朝，而是有许多王朝；不是有一家霸主，而是有两个霸主，普鲁士和奥地利看起来谁也吃不掉谁，王朝的统一是否有可能呢？那么就试一试革命的统一吧！但要发动革命就回避不了克服专制的问题，怎么能在专制的领导下发动革命，或发动革命而不推翻专制呢？事实上，引起革命的首先是专制，奥地利的专制早已腐朽不堪，这是有目共睹的，普鲁士的王权也因为三十多年不打仗，失去了它仿佛应该存在的理由，在这三十多年里，自由主义不是壮大起来了吗？如此看来，就应该先解决专制问题了。然而先解决专制，难道可以不谈统一吗？在这里，人们又碰到同一个问题的同一个死结：德国不是有一个王权，而是有许多王权，如果不同时推翻所有的专制王权，那就一个专制王权也推不翻；而要想同时推翻所有的专制王权，就必须有统一的革命和革命的统一。就这样， 革命被迫要同时解决两项任务。
然而要同时完成两项任务，谈何容易！完成这个革命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权威，在全德国同时发动革命。这不仅意味着要有统一的革命领导机关，而且要有统一的革命军， 还需要统一的革命纲领，和统一的策略路线。但在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很少共同之处的混乱的德国，统一又是何其难！这不等于是要求在革命之前先完成统一吗？假如这些任务是摆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面前，他们也许会象美洲殖民地人那样， 召开大陆会议，发布独立宣言，组织革命军。但即使如此，美洲人在发动革命时己经把自己看作是统一的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在打仗了——为民族独立而动员，总比发动革命简单得多。显然，这么复杂的一次革命对德国人来说是太过份了，在整个历史上他们都缺乏反抗的传统，为自由而战还是一门刚刚开设的课程呢。
贵族和上层阶级在 1848 年没有登台表演，实际上他们的作用在拿破仑战争时已经发挥过了，奥地利的查理大公和普鲁士的施泰因，哈登堡等人都表示过限制君权的主张，但各阶层毫无反应，甚至当神圣同盟恢复一切反动、君主不履行立宪诺言时，也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因此在 1848 年，轮到资产阶级出场了。无论在普鲁士还是在奥地利，资产阶级开始时都只是提出改革的要求，希望能够颁布宪法。莱因区资产阶级领袖汉泽曼在给政府的一封信中甚至说：“ 我的希望、我的哀求、都寄托在我们尊贵的国王身上。靠它、靠霍亨索伦王朝，德意志才能 免于无政府状态之祸。 象 1813 年对人民作一个号召就出现奇迹一样，现在国王也该向他的人民说话了，要抓住现 在的时机，因为现在国内还充满着政治上的安静......
”但统治者没有理睐，于是革命爆发了。
维也纳和柏林都发生起义，人民在战斗中很勇敢，迫使统治者暂时退却。但奇怪的是，无论是柏林还是维也纳，革命都不曾想把敌人彻底战胜。不象在伦敦和巴黎，战争一旦发起，就要决出胜负，高一层的阶级不能完成任务，低一等的层次就会立刻补上。在柏林，军队刚撤到城外，革命就自以为胜利了，开始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听候国王吩咐，照国王的命令召开一个没有立法权的议会。但军队实际上并未被打败，它的撤退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国王的惊慌引起的。腓特烈—威廉四世未想到革命会发生在他手上，因此一连几天都睡不着觉， 不知如何是好。俾斯麦冷冷地说：“当国王就必须睡觉。”国王从慌乱中恢复时，他立刻让军队重新集结，最 后开进柏林，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议会。国王用一纸敕令颁布钦定宪法，表示他不用议会也能统治国家。议会这时突然表现出相当的勇气，它不肯撤离柏林，也反对钦定宪法。当国王用武力把它从一切会议大厅驱赶出来时，它就在咖啡馆开会。但柏林如死水般平静，无论议会发什么号召，到处都无人响应。柏林的革命在虚假的胜利中开始，现在是真正地失败了。钦定宪法却为国王争取到好处，当全德国的革命都失败时，普鲁士成了唯一有宪法的地区。普鲁士王被看成自由的保护者，由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大局也就定了。
维也纳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一开始，维也纳的革命看起来更象是革命，人民发动起义，迫使皇帝让步，斐迪南一世同意召开议会，制定宪法。但钦定的宪法完全满足不了各方面的要求，于是在 5 月份再次发动起义。这一次革命好象成功了，但皇帝却逃出维也纳，反革命的力量并未打垮，很快在因斯布鲁克集结。维也纳的议会却安安心心地坐下来起草宪法了，未对重新集结的反革命乘胜追击。这样，维也纳虽然在革命手中，但奥地利却在皇帝手中。就在这时，议会在民族问题上犯了致命的错误，捷克、意大利和匈牙利境内的南部斯拉夫人都成为革命的敌人。当维也纳企图再次发动起义，去拯救它剩下的唯一盟友匈牙利时，却已经来不及了。维也纳在绝境中奋战十天，终于倒在血泊中，议会于是乖乖地迁出首都，然后被解散。1849 年 3 月，新上任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颁发一个钦定宪法，它看起来十分进步，包括了使资产阶级满意的一切条文，特别是各部大臣对议会负责； 但这部宪 法从来没有实行过，按规定要有最高主权的国民议会也从未召开，选民一次也没有行使过投票权。 1851 年，皇帝认为革命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便下令废除宪法，全帝国无一人表示异议，奥地利照样走专制的路。
正当柏林和维也纳在忙于解诀各自的专制问题时，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却在试图解决统一问题，这个议会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很难说是革命的产物，至少不是靠革命的胜利把它推上历史舞台的。3 月初，各地革命尚未爆发，51 个知识分子在海德尔堡召开会议，宣读文件，突然发现自己要求的东西被革命变成现实了 ，于是就以全体德国人的名义说话，使用最庄严的语言，采取了最庄严的仪式。各邦这时都处在革命的震荡中，于是就都接受邀请，派人到法兰克福开会。参加会议的人，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其中包括49个教授， 57个中学数师，157个地方法官，66个律师，118 个政府职员，18个医生，43个作家，33个教士等 等。由于这样的成份，他们便很会演习议会的程序，而统一的任务也很快在纸面上完成，建立了全帝国政府。不过，既然他们不是由革命所创建的， 他们也就没有革命的权威；为寻求某一种权威，就只好去投靠各邦王公。普鲁士和奥地利是最强的邦，因此也就成了法兰克福议会最依靠的对象。这样，滑稽的局面出现了。当各邦王公是他们本邦的革命对象时，他们却是全德革命的依靠力量！所以尽管 1848 年德国革命企图把国家统一和消除专制两项任务同时先成，但事实上却被摆在对立的位置上——要统一就不能消除专制；要消除专制，就不能实现统一。结果，是两项任务一项也没有完成， 德国革命正是在这一点上失败的。德国人不能发动统一的强大草命，就只好把 1848 年作为痛苦的回忆记在心间。
帝国政府建立以后，毫无实权。它的外交大臣不受任何国家承认，它的国防大臣没有一兵一卒， 它的内政大臣不能让各邦听命；由于号召全德
自由捐献建立舰队，它的海军大臣是唯一有实权的——他买了两艘过时的轮船，建立了全德帝国舰队。不久，民族冲突在四境兴起，法兰克福议会很乐意利用这个机会去表现它的权威，它命令普鲁士军队去迎战丹麦、镇压波兰，奥地利军队则去教训胆敢声称自己不是德意志一部分的捷克。正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普军和奥军恢复了刚刚在革命中受到损伤的自信心。紧接着，普军便去进占柏林，奥军则攻下维也纳，德国的革命被扑灭了，法兰克福的议会对此不仅没有异议，而且还暗自欢喜，因为这样一 来，统一就可以不受革命的干挠了。但正是这时，它完全落到普鲁士的刺刀控制下了。不久， 它把统一帝国的皇冠奉献给普王，普王却鄙夷地拒绝，说他“绝不从路旁污水沟里接受王冠”。这使法兰克福的知识分子茫然失措；直到这时，德国人才懂得统一和革命应该由统一的革命来完成，他们匆忙间发动了几次小型起义，所谓 “护宪运动”， 但仍然不能奏效。这样，由普鲁士王权来完成统一大业，看来是大势所趋了。
1848 年德国革命完全地失败了，历史交给它的任务一项也没有完成。这段历史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它使人们怀疑：人民的行动有没有意义？后来，统一的任务由王朝实现了——依靠它的铁和血。致使德国人更崇拜权威——不是革命的权威， 而是完成了统一大业的普鲁士王朝权威。但革命终究划分了两个时代，1848 年以后，普鲁士有了宪法，这个宪法是在普鲁士国王击败革命后， 慷慨地向人民赐送的，专制的国王是宪法的主人。普鲁士从此走上立宪的路，但这种立宪是专制的立宪，它与人民与革命无关。尽管它比没有宪法的绝对专制前进了一步，足以让经济在有限的框架中起飞了， 但专制的立宪加上普鲁士的军刀，将会是一条危险的路。德国的历史是统治者胜利的历史，人民始终默默地忍受——这就是旧社会留给德意志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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