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伊拉克冲突暴露出欧美关系的深长裂隙之前，一些学者就指出人们对战争能成就目标的信心在下降，这不仅出现在欧洲，而且出现在全世界范
围内。在《撤离末日》（Retreat fromDoomsday）一书中，美国政治科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坚持，大型战争——有别于内乱和组织犯罪而言——正逐渐被历史所淘汰。按米勒的观点，曾令战争成为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和前提假设正在瓦解；人们不再相信战争是有效的政治手段，不再相信为“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因此，人们相信战争不是人类经验的固有组成部分，而会像其他曾看似无药可救的社会罪恶一样最终消弭，例如决斗和奴役。当米勒在1989年首次将其观点公布于众(8)，若干评论家，尤其是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约翰·基根（John Keegan）这类战争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怀疑他们投入一生杰出学术才能的主题正渐渐被历史遗忘。但到了90年代，有许多博学多闻的观察家，甚至包括基根和霍华德，也开始惊叹战争与国家的古老关联是否确实在走向终点。
本书将提出两个中心论点：第一，战争的消弭不是全球现象，而是欧洲现象，是欧洲20世纪独特历史的产物；第二，1945年以后战争不复存在的
状况，在欧洲范围内创造出了焕然一新的国际体系，以及新形态的欧洲诸国。
我们将看到，令现代欧洲战争的破坏力如此惊人的历史发展进步，是如何最终在漫长血腥的欧洲史中、在欧洲的国际社会间首次驱除了国与国的暴
力。例如，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给予欧洲各政府动员人力资源、组建空前大军的能力，由此极大增强了战斗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但民主化也鼓舞了一个信念，即那些总是承受着战争重负的普通人，应对国家是否、何时进行战争的问题拥有发言权；而有了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权后，他们会选择后者。类似地，工业生产力的增长使得制造、部署破坏力前所未有的武器成为可能。但工业化也拓宽了人与人、国与国的联系，织成相互依存的关系网，要求并支持和平的交易关系。很多人意识到，一次大型战争将破坏甚至摧毁这些关系，给欧洲经济和社会生活
带来不可估量的伤害。
1900年，欧洲国际社会由认识到欧洲战争潜在风险的人掌控。为了控制这些风险，政治家维持着一套复杂的体制，旨在维护和平，或在无法维持和平时遏制国家间的暴力。我们不必对这一“欧洲一致原则”(9)（concert of Europe）的效果和仁慈评价过高，它给欧洲以外的暴力行为和内部的暴力威胁留了很大的活动空间，总是由私利心所驱动，而且像每一个国际体系一样，通常服务强权的利益、牺牲弱者的利益。尽管如此，20世纪初所存在的国际秩序看起来运转得相当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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