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最大的军队在巴尔干国家

从人均来看，欧洲最大的军队在巴尔干国家， 我们将从后文中看到，战争的可能性至今仍真切地存在于那里：弹丸之地黑山1909年的人口大约为25万，能把3万至4万人的军队投入战场，包括所有18至62岁的男性。保加利亚有35万人的军队， 大部分肢体健全的男子服预备役至46岁。“我们已成为，”一名保加利亚将领在1910年自豪地宣称，“全世界最穷兵黩武的国家。”(27)总动员后，俄国有340万军队，德国有210万，法国有180
万，奥匈有130万。(28)若欧洲各国间爆发一场战 争，交战的规模将举世无双，部署的迅速将史无前例。同时，很大比重的男性人口和相当多的国家收入被用来为这一可能性做准备。
大规模预备役使服役成为千百万欧洲男子生活经历的一部分，使军事机构成为欧洲社会的中心。征募、训练、装备、供养和部署百万计的平民士兵需要一系列的行政机构、复杂昂贵的设备、发达的基础设施。世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国家有足够的财力和良好的组织来组建并维持这样的军队——这就是强国名单在18—19世纪之交始终如此固定的原因。除了日本这个唯一且醒目的例外，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能建立现代军队，这一状况直到进入20世纪良久才被打破。
1914年以前的20年间，所有大国都在为武装力量花费巨额资金，尤其到1912年后，军备竞赛 的升级凸显出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各国能承受这样的开销，因为它们的经济繁荣且充满活力。因此，国防费用虽然增幅很大，但从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重来看，就远不如绝对值增加得那么剧烈：举例来说，1893—1913年，虽然开展了大规模的海军建设，英国的国防开支仅从2．5％增至3．2％。(29)不过，军事预算在每一国都是政治争端的源头之一，因为它额度大，也因它基于税收结构且影响税收结构。到最后，军方通常能满足大部分期望，但不会不面临激烈的论战和反对。甚至在地缘位置并不安全、而且有强军传统的德国，议会势力和民政当局还能给军队野心勃勃的扩张计划设下限制。
为了建立和维持大规模预备役部队，各国不仅需要钱，还必须有能力确认人口构成、统计人口数量、必要时强迫其民众服从。显然，国家必须知道其潜在兵源是什么人、可以在哪里找到——获得这一信息有时比想象的更难。譬如，一些法国村庄上报的人口数据中，女婴出生比重高得不现实；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男婴的姓名最终没有出现在官方档案中。移民成了逃避兵役的好办法，不管是到欧洲其他地区，还是像意大利人和俄国人那样跑到海外。1888年的一部意大利法律禁止32岁以下男子 离境，但很大程度上无法执行。有时青年们就简单地不应召：在一个法国城镇，当到了要服役的时候，18名被征者中只有1人现身。似乎没人知道其他人都去了哪里。
征兵制要求国家对入伍标准加以界定和规范。在普鲁士，一部1842年法将普鲁士臣民资格的裁 定权从地方社区转移到中央，这部法的背后有军事
考量，因为决定谁是臣民也就决定了谁有资格参军。普鲁士国民可在王国内自由往来，但属于从军年龄段的人需许可方能移居。法国的一部1889年法律也受征兵制影响，该法将公民权——当然还附带参军资格——授予外国定居者的子女。否则，政府认识到，本国人就会一直处于比异国人吃亏的不公地位。同样的理由促使法国政府给予法国公民一定利益，而外国居民无权获得。所以，兵役制越是全民化，认同和义务的绳索就捆得越紧，福利和责任被织进一张名为公民权的大网之中。(30)
国家还要有办法来确认公民是否适合且胜任兵役。这便需要统一的体检：为应征候选人测量身高体重、检查视力和健康状况、检查是否有慢性病或精神紊乱。权威机构必须评估以健康或特殊困难为理由要求免除兵役的申请。另外还需监管特定群体所享有的服役政策。例如，若一位青年可通过其教
育程度获得一定特权，政府机构必须确证他的教育资历真实有效。在普鲁士，非职教性中学的毕业生能申请将现役期缩短为1年，然后转为预备役候补军官，哪些学校的毕业生有这一资格则由政府定夺。身份证制度、医疗检查、教育标准以及各种其他形式的政府规范与大规模预备役军队的创建直接有关。
登记、训练预备役，与他们保持联系，这些工作所需的机构组成一张大网，也加深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平时一级预备役士兵必须定期去接受训练，一旦发生战争，也必须能联系上预备役，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拖出来，集结到某指定地区，提供适当的武器装备，然后运往战争舞台。在那里，他们的作战单位会与成百上千其他部队融为一体。为了确保动员顺畅，计划和准备、指示和补给都必须细致万全。编码命令必须写成书面，铁路时刻表一
定要事先规划好，军需库要存满武器装备，还有伙食、医护和传令部门都要进入待命状态。军队越大、武器装备的技术越复杂，这一组织过程就越困难，发生混乱、错误和延误的可能就越大。
在每支大规模预备役军队的核心有一队职业军人所组成的骨干：军官、士官和长期服役的老兵。军队的效率最终取决于这些人。职业军人拟定战略计划和战略方向——通常在一个按照普鲁士模式组建的总参谋部内，还训练一批又一批的应征兵。雇佣、培训、激励这些职业军人也要占用国家的资源和组织力。在国家福利的体现方式中，最优先的一般是给予退伍兵财政支持、医疗和其他福利，某些情况下这也是唯一的体现。再一次，国家的军事义务令其权力膨胀，从而形成了社会的其他方面。
这台复杂机器的中心任务是把平民转为战士。
除了所有男性都被抚育成战士的社会以外，一切国家的军队都面临着这一任务。18世纪末期以前，欧洲各国军队都由素养欠奉、意志薄弱的不幸者组成，把他们转为士兵的手段是无尽的操练、残忍的军纪和严酷的惩戒。这种方法不适用于满是平民士兵的大规模预备役军队。(32)首先，军方一直处于公共监督之下，曾肆虐传统军队的组织型暴力等行为现在会催生出媒体上的口诛笔伐，激起民愤，造成令议会蒙羞的问题。政治家不断呼吁废止体罚、改革军事法庭。大部分职业军人对不明就里的民众所带来的麻烦怨声载道，但他们明白，对于来自民间也很快会返回民间的人，能采取的手段是有限度的。法国元帅利奥泰承认，士兵必须被当成法国国民对待，而非畜生。
当然，军队的运转离不开强制。毕竟，应征兵必须学会如何战斗——就是说，他们必须获得在战斗中生存所需的知识、技能和坚韧。这意味着放弃从民间生活中带来的思维和精神习惯。新的制服、平头和军旅生活的其他严厉习规旨在让新兵们明白，他们已进入一个新世界，毫不犹豫地服从上级、不加条件地支援同伴、冷酷无情地歼灭敌人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准则。法国士官被这样教导：“纪律要成为士兵的宗教……军营是学习服从、刚强和男性尊严的学校。”
虽然职业军人坚持士兵的天职是服从上级、士兵的美德是严守纪律，但大部分专家认为，强迫传统步兵在哪怕身边战友毙命的情况下也能维持阵形、保持火力的无条件服从，再也不是现代战争的基础。更致命的新武器出现，要求有更松散的队形、更高的战术机动性和更多的个人主观能动性。20世纪的军纪不能用无尽的操练和残忍的方式建立；而必须是教化、激励和感召的产物。
就如军队所保卫的国家，现代军队需要的不仅是反复操练出的消极被动。人们期望平民士兵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同伴的忠诚战斗，而非出于恐惧。这些新式军队的军人必须被灌输这样的信念： 国家安全乃至存亡取决于他们是否有决心恪尽军事职守、响应武装动员、依照命令杀戮、若必要时献出生命。
人们期望现代士兵的行动是出于信念而非强迫，所以关键在于让他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员、是有主动性的公民而非被动的臣民。这就是征兵制往往伴随着社会和政治的自由化的缘由所在。法国反改革理论家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称征兵制为全民选举权的“孪生兄弟”，“两者都是未 来的领路人或主宰，盲目又可怖”。(35)在政治立场的另一个极端，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之一和军事专 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与表象相反，强制兵
役作为传播民主的媒介超越了普选制。”(36)泰纳和恩格斯都是对的：从18世纪90年代革命战争时期出现“举国武装”以来，全民兵役制与公民权扩大和公民参政扩张彼此联系。在1806年后的普鲁士和1861年后的俄国，农奴制的终结都与一支自由民军队的创建息息相关，这些自由被一个充满生机 和变革的社会所庇护。像现代国家的众多其他方面 一样，征兵制融合着解放与强迫、自由与限制、赋权与铁腕。
要成为像样的士兵，新兵必须学习与战斗无直接关联的课程。对其中很多人而言，军队让他们首次看到了自家村庄外的世界，一个属于钟表和时刻表、书面规章和标准考评的世界。在法国，军官传授对平民生活有帮助的技能是受到鼓励的；某些卫戍部队甚至将训练场的一部分辟为种植新品种作物的农田。各国新兵都会学习国家官方语言、了解热水和香皂的好处、尝到从前没吃过的食物、感受皮靴的触感和领略制造业产品的诱惑力。兵役的倡导者、英国上校F．N．莫德（F．N．Maude）声称，军队给人注入了现代生活所需价值观和有用的习惯：军队培养纪律性，堪称“工厂的课堂”(37)，还灌输责任感，打造“现代工业效率不折不扣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