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研究在西方不再十分风行，除了我们前面略为涉及到的一些原因之外，恐怕还有它的概念难以确立的因素。换句话说，也就是现代化的概念究竟应包含些什么？怎样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已实现现代化？
赖肖尔在说到什么是现代化时，曾就学者们各自对这一概念的不同认识，引用了东方民族盲人摸象的典故，认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只摸到了现代化这个大象的一部分，就把它当作大象的整体。但赖肖尔本人承认他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内容和意义也是不够明确的，只是为了用它说明“现代的巨大变革”。可见他在当时也没有摸清这头大象！然而在那些认为摸清了现代化大象的学者中间，又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解释。日本社会学家日高六郎曾对日本学术界关于现代化概念研究做过一番总结，认为日本存在着四种现点：1、现代 化是资本主义化。这是从对市民社会确立一般民主主义的肯定方面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的否定方面结合起来考虑。日高六郎将其称之为民主化的现代化论。2、现代化以产业化或工业化为中心。这是一种产业化的现代化论。3、强调发现和 测定现代化的各种标准。日高六郎虽然没有将其归类，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模型化的现代化论。4、把 现代和 现代化分开，将现代化作为一个超历史的概念。从日本学者的四种观点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并没有一致的标准，并且日本学者实际上对现代化的解释还要多于上述四种。看来在社会科学中，对于一个高级术语的使用，想在其概念的内涵上达到众人都同意的情况颇为困难。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对问题进行探讨，人类社会动态的高度复杂性本来就不可能使人得出类似于数学中一加一等于二的标准答案。在现代化概念的讨论中较多地得到引证的是利维的定义，以致于他的定义几乎具有了经典的性质。利维认为：“一个或多或少现代化了的社会应该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它的成员能够利用无生命的动力源泉并且（或者）利用工具来成倍地增加他们的努力所产生的效果”。仅从这一定义看来，利维的看法与“工业化”实际上是同义语，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从工业化的成就出发面对现代化加以定义的。这一定义后来在有利维参加的《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得到了撰写者们的认可。该书的作者们指出，现代化的定义是：就同时存在的社会形式而言，无生命动力源泉对有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已经增长到或者超过了不可逆转的程度。但利维本人否认把现代化与工业化相等同的观点，他认为现代化应该是一个含义更广泛的用语，还应包含农业方面的变化。鲁斯托的定义与利维比较接近，认为现代化是一种“通过人的更密切的合作所实现的对自然界的急速扩大的支配”。哈佛历史系的许华茨的定义也比较近似，认为现代化是人的理性对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支配的增长，他的定义主要源于马克斯·维贝尔的思想。但更多的学者对现代化的定义偏重于把它看作为一个变化的进程，例如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了人类思想和行为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夏威夷大学政治学教授弗雷德里克·里格斯则从另一角度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较先进的社会对较落后的社会的冲击而产生出来的种种变迁的过程，认为它是一种历史的相对性的现象，是一个社会缩小它自己与其他更为先进强大或更有声威的社会之间的文化、宗教、军事或技术的差距的变迁过程。勒纳的定义与里格斯的几乎一样，他把现代化一词说成是一个旧的社会变革过程的流行术语，而这个过程是较落后的社会获得较发达社会共有特征的社会变革，它是由国际间或社会之间的交流触发的。
关于现代化的定义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说法，但我们同意布莱克等人在《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的说法：应当关心的是对这个过程的描述，而不是它的定义。我们认为，对于现代化这样一个动态性的概念，任何使它获得确定性的企图都不可能获得完满的成功，因为它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连续，是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一种变化，从全球意义来说，这一变化远未完成，对这个变化过程的满意的解释恐怕还有待于后世。不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却是完全必要的，描述这一过程并在不同的层次赋予它种种规定性，不仅是对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同时更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选择的模式， 同时对于理解不同社会结构的差异和人类历史发展所存在的多元以及趋同现象都很有意义。
实际上，大部分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在探讨问题时主要呈现为两种趋势。一种主要探讨现代化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它的阶段有什么不同，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中会有哪些变化，不同的传统社会在向现代转变中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特点，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问题等等。这种对现代化过程的描述和总结，最大的意义在于对现代化道路的论证， 使现代化的后来者产生出强烈的现代化意识，并有可能在思考和着手实现现代化时少走弯路。另一种比较注意探讨现代化的标准，或者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为原型，设计出一套现代化的标准。尽管有许多学者在探讨标准时很注意了日本的经验，但现代化的标准总的来说仍是遵循着西方国家的经验。对标准探讨的主要好处是使现代化理论不至于太捉摸不定，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可以依据标准而制订一些分级实施的计划。不过这些标准的探讨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所设计的标准的确是现代化的标准，并且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们所必须加以实 现的基本目标，那么这些标准的普遍合理性便不可靠了，因为它们是经西欧和北美最多还包括日本的经验概括而来，从意识形态的取向上来说，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总的说来，学者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前者，即现代化的进程。真正富有意义的事情是学者们对这一进程所作出的不同描述和为现代化所制定的具有不同内容的标准，这些描述和标准不仅仅使得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变得清晰，而且给后来者提供了借鉴。
在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中，恐怕没有人能够不提起现于得克萨斯大学的经济史学家华尔特·罗斯托。他在 1960 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一书已成为现代化理论中的经典文献之一。他的经济成长理论为他赢得了赫赫的名声 ， 我们在本书中也采用了他的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术
语：“起飞”（take-off）。不过我们首先要提一 下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先于罗斯托所提出的经济成长中的二元理论。
1954 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任教时，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着二元性，即弱小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与强大的传统农业部门， 这种二元性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而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促使经济发展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减少传统农业部门的重要性，建成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由英美等发达的中心国家开始，经过了工业化得到实现，处于边缘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晚于中心国，这些边缘国家的现代化只有两种选择：或是模仿中心国 的工业化，或通过与中心国的经济联系为工业化创造条件。因此，刘易斯关于现代化过程的描述，实际上是一种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归宿的西方化过程。罗斯托比刘易斯前进了一些，超越了单线型的生产方式理论和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心——边缘模式来描述他的经济成长阶段。他认为，经济成长过程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社会。这个阶段包括了牛顿以前的整个世界，因为“从牛顿开始，人类才逐渐了解外在世界是由少数可知的法则所支配的，人类在掌握这些知识后， 才能够有系统地利用外在环境为本身造福”。因此牛顿以前的阶段，人类不懂得利用外在环境，这个阶段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特征，制造业的生产水平低下，亲缘意识浓厚。第二阶段为起飞的前夕阶段。它是一个“过渡中的社会”，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推动着经济的成长，科学知识得到了应用，中央集权的政府开始出现。第三阶段为起飞阶段。制造业部门得以建立，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第四个阶段为走向成熟的阶段。现代化的技术渗透到经济活动的每一个领域，生产的增长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持续前进的时期。第五个阶段是高消费阶段。其标志是经济持续地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许多人的收入已使他们能购置超过日常需要的物品。或许是他认为五个阶段还不足以说明当代世界的变化，到了 1971 年，罗斯托在《政治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又提出了第六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他把这一阶段称之为“独特的政治阶段”，是一个“高度的大众消费时代”，他的这一个阶段的主要考察对象是美国和日本。
在罗斯托看来，起飞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阶段。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起飞，必项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生产投资要从国民生产总值的5% 提高到 10% ；第二、制造业要有较大的发展；第三、有一个良好的稳定的社会政治条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虽然抽去了社会形态的性质， 但显然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考察原本的。他所要对付的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挑战，这也是他将《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副题标明为“非共产主义宣言”的意图 所在。刘易斯和罗斯托的理论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指南。虽然他俩和其他的经济成长理论家们并没有用现代化过程来概括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但实际上所提出的正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特别是罗斯托为起飞所规定的条件，更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定量标准。或许正是因为现代化的理论家们把现代化视为一种整体的进程，刘易斯和罗斯托才往往被视为经济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并把罗斯托的理论称为“现代化的阶段理论”。
现代化当然不会只包括经济因素，事实上经济成长理论也没有否认政治以及社会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但由于他们过于强调经济的发展，因而遭到了一些批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埃弗雷特·海根在缅甸实地工作两年之后，就对罗斯托的理论提出了批判，认为经济的因素并不决定一个社会比别的社会更快并更有效地达到技术上的进步，原因应该从广阔的社会和心理的因素中去寻求。海根为此而建立了他的社会变迁理论。海根的看法其实更反映了大部分社会学家的看法。社会学家们在为现代化建立理论框架时，更为注意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变化，并对这些变化规定出许多标准，力图使之模式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中， 美国的社会学在整个西方无疑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研究现代化的许多作者都直接受到了塔尔科特·帕森斯理论的影响。帕森斯在四十年代于哈佛社会学系任教时，曾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研究生，其中包括默顿、利维和斯梅尔塞等人。帕森斯在 1951 年出版的《社会系统》巨著中所采用的系统——功能理论也为这些研究生们在后来研究现代化时所广泛运用和发展。帕森斯自己曾将社会演变分为原始、中间和现代三大阶段，认为西欧从十七世纪开始朝着民主和工业化发展时，产生出了现代化社会，并且现代化是一个从西方开始向世界扩展的普遍进程。但如何测定现代化？帕森斯提出了许多变项， 并把其中的一些列为关键性变项，较为著名的是关于价值标准的五组模式变项：1、特殊性与普遍性；2、广泛性与专一性；3、品质与行为；4、易感性与冷漠性；5、自我倾向性与集体倾向性。帕 森斯试图利用这些变项来说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例如他认为在规范方面，当一个社会任人唯贤，建立量才录用的制度时，这个社会使较为现代；而当任人唯亲，某些人由于出身或其他原因而享受了比别人更优厚的待遇时，这个社会则是较传统的。当然，有的社会在运用这些不同的价值标准的方法上或以一种方式为主，或者几种方式同时使用。
帕森斯的理论遭到了一些批判，特别是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社会学大家的默顿和威斯康星大学的激进社会学家米尔斯的批判。但在现代化研究中，帕森斯的理论更多的却是得到了应用，利维可以算得上是应用得最好的人之一。例如在利维1949 年关于现代化的著作《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一书中，他就把中国分为从汉代至清朝的传统中国和从清末以后的过渡期中国，在这种分期方法上他显然继承了帕森斯的观点。但利维更重要的贡献是关于现代化本身的研究。在他的名作《现代化与社会结构》一书中，利维认为一个现代社会应该具有如下特点：日益专门化的社会组成单位；这些单位随着更为普遍化的伦理而变得独立；持续增长的中央集权 化：更广泛的交换手段和市场利用；官僚制的日益增大的运用；家庭的持久而又不断变化的作用。此外他还为人际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六组变项：
1、认识方面：理性主义的与传统主义的；
2、社会成员关系标准方面：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 3、实质界限方面：功能特定的与功能弥散的； 4、感情方面：回避的与亲近的； 5、目标取向方面：负责任的与个人主义的； 6、社会分层方面：非等级的与等级的。利维认为每组中的前项应该是现代化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特征，而后项则反映着传统社会。实际上他在书中主要就是利用这六组变项来分析现代化与社会变动的结构。但这里至少有三组变项直接源于帕森斯，尽管利维自己说他在处理这些方面时力图以“多极”与他老师的“类型变项”二元方法相区分。除了利维之外，受到帕森斯影响的社会学家着实不少，勒纳的社会结构“传统——过渡——现代”模型和变项分析显然与帕森斯有关。总的说来，社会学家们对现代化的研究更注重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定出一些关键变项来测定这些变化的程度，他们与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主要是观察角度有所不同。
从上面所举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现代化的看法中，当然还应包括未列举的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等，可以总结出如下结论：第一、现代化是个普遍的过程，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从西欧开始，然后渗透到全世界。第二、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社会一些关键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绝大多数现代化研究者所主要探讨的两个方面，不过这一结论还没有说明现代化概念所包含的内容。
现代化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亨延顿曾在《从变化到变化》一文中指出了大部分学者都承认的现代化进程所包含的九种特征：
第一、现代化是一种革命进程。因为这一进程明显地反映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比，它包含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急速并且是总体上的变化。
第二、现代化是一种复杂进程。它不能被归结到某一因素或某一方面，它所包含的变化实际上包括了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一切方面。
第三、现代化是一种系统进程。因为某一因素的变化总会影响到另外一些因素的变化。
第四、现代化是一种全球进程。它始于十五、六世纪的欧洲，现在则成为世界范围的现象。第五、现代化是一种长期进程。它所包含的变动总量在时间流逝中得到实现，它为传统社会所带来的变化在程度上是革命性的，但产生这些变化所需的时间却是演进性和长期性的。
第六、现代化是一种阶段进程。因为长期性特征使得区分每个社会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或不同水平层次完全可能。
第七、现代化是一种匀质进程。这一点主要是来自布莱克的观点：现代化包含着双重运动。一方面是各种有组织的政治社会朝向相互依赖的运动，另一方面是所有的社会朝向一个终极融合的运动。现代思想和制度的普遍强制性将使各个社会变得匀质，达到能够建立一个世界国家的地步。
第八、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逆进程。尽管在现代化进程中某些因素会暂时停顿或偶尔中断，但从整体上来说现代化具有一种长期发展的趋势。一个社会在某几十年中达到了一定水平，那么它在下几十年中就不会降到更低的水平。
第九，现代化是一种进步进程。现代化所带来的创伤是多方面的和深远的，但在长期进程中，现代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我们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学者所指出的特征。例如有人认为现代化是一种超历史进程；有的从英美经验出发，认为它是一种平衡进程；有的则总结德国和日本的经验，认为它是非平衡性进程； 还有的人认为这种进程从古希腊罗马就开始出现的一种漫无止境的进程；但也还有些人认为它是有止境的，而创造出了“后现代”或 “后工业”等术语来命名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不过我们认为， 亨廷顿所总结的九大特征基本上是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较完备的总结和描述。
但是，如果要全面地了解现代化作为一种进程的概念，就无法不涉及到现代化的标准问题。除了已提到的箱根会议以及利维为现代社会所设计的一些标准之外，西方学者关于现代化还有很多成套的标准，并且选择这些标准的出发点也各不相同。布菜克等人提出的标准偏重于功能，他们认为：现代化的社会应具有成功地完成五项任务的能力。第一、在一种包括许多国家的市场和供应者在内的政治经济中参加竞争；第二、以各种活动来管理复杂的社会，这些活动必须在有充分自主权的情况下进行，以便卓有成效地吸收特殊的利益和专门的知识，同时也要协调地进行，以使这些活动能在一体化的社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第三、用高度的技术知识来促进新的原料的生产和发展；第四、确定社会的相互依赖形式，这种形式必须适合于高度专门技术和流动的人口；第五、组织研究和教育， 使它们成为一种基本的需要。
亨廷顿则从同一平面的不同角度来考察现代化的标准。他认为，在心理方面，现代化包含着价值、态度和期望的根本转变，这些转变要求人们将自己对诸如家庭、村庄这样一些具体而直接的小集团的忠诚和认同，扩大到诸如阶级和国家这些更大和更加非个性化的集团；在智力方面，现代化包含了人关于他所处环境方面知识的极大扩展和这些知识通过大众传播和教育掺入到全社会；在人口方面，现代化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保健条件和估计寿命的明显增长、职业、地理和社会等级的更广泛流动；并且特别是与乡村相对的城市人口的增加；在社会方面，现代化为家庭和其他形式的功能弥散性初级集团增补入具有更多特殊功能的有意识组织起来的次级集团；在经济方面，现代化使更多的复杂职业取代少数简单职业，职业技术水平极大地提高，资本和劳工增加，农业市场化，商业、工业等行业扩大，经济活动呈现出多样化；在政治方面，现代化则包含权力的理性化，功能的特殊化以及普遍的政治参与。
政治学家弗兰克·苏顿的标准主要强调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特征，他为现代化作出了五点规定：第一、普遍的和特殊的成就准则占支配地位；第二、高度的社会流功；第三、良好发展的职业制度；第四、基于职业成就一般形式之上的平等的阶级体系；第五、功能特殊的“社团”普遍化。瓦尔马提出的现代化评判标准也是五点，但远比苏顿的五点要抽象得多。第一是合理性。按照瓦尔马的解释，合理性是追求个人目标，其中包括自身利益、获利动机、自我扩张等。第二是个人主义。瓦尔马对这一点的解说主要体现在个人自由与权利方面，其中包含了个人尊严 ，个人追求和个人成为追求的受益者。第三是现世主义。其表现方式是不断脱离宗教的倾向，首要的观念则是功利和理性。第四是应用科学原理推进技术和个人目标，主要的方面是帮助人类去适应自然，建立人与人之间更为良好的关系。第五是平等。它不仅仅限于法律和财产方面，不过他指出，在所有的国家，争取平等的斗争尚未结束。瓦尔马的五条标准实际上是以人作为评判的核心。
我们不可能对西方学者关于现代化的标准的看法一一加以介绍。应该寻找的是这些标准中的一些共同性方面，在这一点上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所做的工作是有价值的。金耀基在台湾政治大学时曾写过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从传统到现代》，书中综合西方学者的看法为现代化总结了六条标准。第一、工业化。它是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动力，是对传统结构与生产组织进行挑战的主角，它实际上意味着经济现代化。第二、都市化。它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形态。第三、普遍参与。它使人民自己在社会中扮演主动的角色。第四、世俗化。它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建立于理性基础之上，以一种实效的观点作为万物评价的尺度。第五、高度的结构分殊性。即社会的每一种结构，例如政党、学校等，都在社会生活中担负起专门化的功能。第六、高度的普遍成就取向。这一点是就个人而言的，因为现代工业对专 门知识与技术的需要逼迫个人产生出对知识和技术的追求，从而使得成就成为衡量的标准。当然，金耀基的总结并不是很完善的，例如许多学者都极为重视的社会流动方
面，显然还可以构成一条标准，但他所总结的标准在一般意义上仍然可以适用。现代化作为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想为它在一切方面都制定出标准的确还很困难。同时，现代化本身显示为一种动态进程，已设立的标准也仍有修正的必要。举例来说，大部分学者都把大城市化或都市化作为一条标准，它最初至少包含三个方面内容：即农村人口高速度地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成为产业的中心，城市成为文化教育的中心。但近年来，发达国家的许多大城市人口流向城郊而不愿聚居于城市中心，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无法解决的城市交通、住房和环境污染问题，通讯工具的普及使得文化和教育的传播有可能离开都市进行，这一切使得对都市化这条标准有必要进行重新思考。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众多并且密集度大的情况下，都市是否有能力承受得起人口膨胀的压力？似乎小城市化更适合于这两个国家的国情。其实，都市化本来的意义是以更少的农业人口养活更多的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口，以及更快速度地传播文化知识，这两方面倒是在制定现代化标准时需要予以认真考虑的。
虽然有如此多的名声赫赫的学者在使用现代化理论，并且他们在研究中获得了大批公认的成就，但现代化理论仍然遭到了部分西方学者的批判。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现代化的概念，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在概念问题上，批判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现代化的概念在内容上过于庞杂和含混；第二、这一概念的应用限度不够明确。英国大数学家怀特海曾就如何下概念发表过精辟的见解：“概括太广，只能导致无用的结论，只
有用特殊性限制的广泛概括，才是有用的概念。”现代化作为一个概念，似乎正是有概括太广的弱点。例如上述现代化概念中都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等内容。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专门研究工业化的学者迈克尔·霍金斯就这点提出异议，他说，在所谓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有些国家有过工业化的过程，例如英国、美国和西德，但有些国家，例如瑞士和荷兰等一些较小的国家，则很难说得上有过工业化的过程，至少它们的工业发展难以称得上是工业化，而对于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后来者（如许多小国家）也许它们能够现代化，但很难指望都达到工业化。笔者曾与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有过一次关于现代化概念的讨论，汤普森对这一概念深持否定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有理由把他自己时代中具有时代性特征的事物称为“现代化”的。今天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事物到将来还会是“现代化”的吗？如果现代化这一过程是有终点的，那么现代化以后应该是什么？如果现代化是一个无止境的进程，那么什么是现代化？因此，一个使用限度无法明确的概念是不足取的。同时，汤普森的批判还强调了另外一点，即把现代化强调为一种普遍进程， 则抹杀了人们的主观活动，使世界具有被给予的性质。
关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取向不应是单一的。例如，“现代”并非绝对优越于“传统”。这些学者中有些人尽管并不反对应用现代化理论，但他们认为现代化进程中应该注意保护传统中有益的东西。前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哲学系主任菲力浦·费尼克斯曾举日本为例，说明传统中有许多需要保存的东西，特别是在文化方面。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有许多弊病，如在人际关系方面。而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则妥善地保持了民族文化传统，较好地避免了西方所出现的弊病。西德波鸿大学的蒂洛·夏伯特则认为，人们把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叫做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那只是说明不恰当地企图把所有国家都以现代性的一个并不存在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而没有考虑到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经验方面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而存在着的事实上的差别。现代文明实际上只是当代世界的一层外表，它下面还掩盖着各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史前的遗产、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以及社会的政治组织的前现代的各种形式。因此，对现代性历史的见解如果过分延伸，就会达到荒谬的地步。但在现代化价值取向方面，更多的批判却是针对现代化模式的效用性而发的。由于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学者们在考察各种因素时，基本上是源于西方的经验， 在为现代化确定模式时带上了浓厚的西方色彩。剑桥大学的库马在论述这一点时不无挖苦地指出，将西方的经验无保留地转移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其前提本身就很成问题，很值得怀疑。印度孟买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德赛对现代化模式的批评角度与库马不同，他更注重于发展中国家对模式的选择问题。在他看来，现代化的经验不能只来自于西方世界的国家，至少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是现代化的国家，这样就导致了现代化经验和模式中的两条路线：一条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条是“社 会主义”的，因此现代化后来者的选择就更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
对现代化的研究方法批判得最猛烈的是伯克利加州大学政治系的迪安·梯普斯教授。在《现代化，概念及其批判》一文中，梯普斯把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的方法归纳为两种：关键变项与二分法。对于关键变项，他认为是不足取的。当用一种已经被用作为独一无二的诸如“工业化”之类的术语去作为现代化的变项时，现代化这一术语本身便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失去了它的理论意义，因为这些变项本身就意味着现代化。梯普斯把变项与现代化这一词的关系说得很复杂，并讥讽变项理论的运用是“术语戏法”，但他似乎并没有说清楚变项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他认为理论家们在使用关键变项时是把“社会变化的某一种类型与现代化相等同”，这一点似乎是他的误解。
在传统与现代二分法问题上，梯普斯从三个层次对这一方法进行了 抨击。在意识形态层次上，二分法是种族中心的世界观念的产物。表面上，“传统”和“现代”这些术语的运用似乎是中性的，但实际上，这一方法的使用具有强烈的西方思想偏见。学者们在作出这一划分时，首先是将现代树立为一种理想，而后再将一切非现代的东西都打上传统的标记。因此所谓“现代”的理想，完全体现了西方的制度与价值观念。六十年代这一理论
得以在美国特别流行是凭籍着两个因素 ：学者们普遍存在的为美国社会而自鸣得意的态度和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利益在全世界的扩张。因此，这种带有鲜明意识形态内容的二分法在动机、认识和目的方面都很值得怀疑。在经验主义层次上，梯普斯认为二分法存在着四个问题。首先，它是不同社会的相互作用问题。由于关键变项过于强调一个社会内部的结构与文化，结果导致了低估甚至无视外部的来源和影响对社会变化的作用，而事实上战争、征服、殖民统治、国际政治与军事联系、国际贸易以及跨国资本的流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往往是一个社会争取政治和经济独立的动力。其次是关于传统的定义。梯普斯认为，传统并不是经验主义的观察和描述，相反它是基于现代化公式上的一种 假设， 因为理论家们是先确定了现代的性质，然后才把非现代的东西统统称之为传统的。这样就把传统的社会描述成为一种无变化的静态社会，而事实上东方和西方的传统社会是显然不同的。第三是这种两分法导致了现代与传统的绝对不相容性，使传统和现代分别成为两种具有不同功能的独立形态，而经验的事实则表明“传统”与“现代”往往是共存于一个社会之中。第四是两分法的效用性问题。这一方法并没有把传统展示出来，对现代化的描述使现代化成了一种一切全有或是一切全无的进程，但又没有确切地表达出这种进程究竟是什么，因此这种方法并不足取。梯普斯对二分法批判的第三个层次是关于语词置换，这是从概念论的角度来进行批判。在这一个层次上，梯普斯的观点与前面述及的汤普森的批判基本一致 。
上述的批判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批判。人类社会的发展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加以说明，因为对社会形态的经验描述显然可以把历史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差别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些不同阶段， 而不仅仅是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 。不过，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我国以什么方式来描述和概括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展现出来的一种具有整个世界共同性的进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才使用了现代化理论，当然，不是没有一点修正。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或采纳，与其他理论相比，都只能说是更好一些，或是更正确一些，而并不说明其绝对地好与正确。否则我们的前人早已穷尽了真理，为我们留下的将是一个填得满满的精神世界 。
我们之所以采用现代化理论是基于下述四个方面的思考。首先，是否存在着一种所谓现代化的进程？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十五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愈来愈多地显示出了一种共性，无论是后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 或是后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甚至还有一些自称是混合型的国家，在历史发展的共时性方面都面临过或正面临着本质相同的一些基本问题，它们都是由我们所称之为的工业化过程所引发的。一些较小的国家和社会本身也许不会出现工业化 ，但就全球意义来说，它们自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也仍然由工业化所引起。它们与外部世界联系愈是紧密，就愈会受到工业化浪潮的冲击，若是它们孤立于世界之外，或许就永远不会有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东西。因此，现代化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并不在于它们是否真正有过工业化，而在于它们是否与这种世界范围的工业化发生了关系。一旦它们被纳入到了这个世界，它们也就是参与了现代化的行列。我们这里并没有把现代化与工业化相等同，现化代概念在其内容方面显然比工业化要广泛得多。但我们认为，工业化是促动现代化进程的源泉。对于现代化这一进程，人们当然可以用其他术语来限定它。而我们之所以乐意使用这一概念，是因为它比十九 世纪中期以来盛行过的社会演进思想，单线发展模式，范式革命，发展理论等具有更大的中性价值和可确定性。我们认为，所谓现代化，是指社会在摆脱旧的形态时所发生的变化，它是一种包含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整体进程，具有向世界范围扩张的特征，它在本质上是革命性的。与西方许多学者不同，我们并不把现代化视为无止境的进程，象布莱克所认为的那样：“现代化的过程将会无限期延续下去”。我们觉得，“现代化”从语义学角度来理解时抑或可以无限延伸，但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以描述一次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大过渡时，它的范围是有限度的。与“发展”和“进步”这样一些在时间性上无法确定其范围的术语不同，“现代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至于现代化以后是否可以用“后现代”或“信息社会”等术语来作经验性的描述，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首先是因为现代化尚是一个延续中的进程，即使是已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也仍处在这一延续之中，其次是因为我们所需解决的问题并不是现代化之后的时代，而是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对现代化之后的社会的探讨更大程度上还处在未来学领域， 应当另外加以讨论。
我们第二个方面的思考是现代化的变项问题，即以一些什么标准去衡量现代化。没有标准， 我们就会失去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的全部合理性。我们试图从九个方面来为现代化立下标准，但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确立这些标准时不是逻辑的演绎，而是依据经验，并力图使它们具有中性价值。另外，我们这些标准所概括的是一个长过渡时期中人们社会活动的主要方面，而不是说不能再为这一过渡立下第十项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标准带有一点理想化的色彩，因为我们在确立这些标准时超越了某一个社会的具体经验，把现代化作为一种整体上平衡的进程，而在实际上，许多时期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是非整体性和不平衡的。
我们认为，现代化在经济方面的标准是工业化，它应以工厂制度的确立，工业产品在日常生活中占优势的比例和国民收入的指数来加以衡量， 农业的技术化生产也应包含在内，实际上我们是从整个社会的生产这一意义来使用工业化概念的。
在政治方面，我们所确立的标准是民主化，这一点将在后面讨论。
在社会生活形态方面，我们把城市化列为标准。我们反对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弊病，但并不认为这是城市化本身的过错，曼谷和上海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拥挤和膨胀，并不说明哥本哈根和华沙的城市化有什么不合理性。城市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将城市作为工业生产的中心，同时还在于它使城市作为迅速扩散信息、传播文化知识和人们相互联络感情的舞台。许多地方所出现的城市化弊病倒是反过来为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人应该怎样利用自己的意志去干预生活环境？
我们为人们精神活动方面所立下的标准是世俗化，它意味着社会生活摆脱神学的控制与干涉，人们的精神世界从对神的膜拜转到崇仰理性。世俗化并没有绝对排斥宗教信仰。事实上，世俗化的实质在于人们以科学的实证性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实践性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而拒绝神学或任何具
有神学性质的教条。
在社会的文明开化方面，我们把知识化立为标准。知识化首先意味着教育的普及，但不仅仅于此，还在于一个社会所拥有的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数量和这个社会吸收外来文明的能力。我们认为知识化是社会与个人现代化的关键。
普遍的成就取向，我们认为是个人行为方面的标准，它包括个人奋斗和个人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当然，这条标准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但对成就的不懈追求实在乃是社会变得生机勃勃的因素，比起不学无术、因循陈规和裙带之风不知要好过多少倍！若是所有的人的行为都反了一个方向， 社会恐怕只能制造出妒气冲天的懒汉和事事无成的寄生者。
在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我们将高度的功能专门化立为标准，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现代化使社会的组织结构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企业、学校、社团、警察等所具有的专门化功能使社会变得井然有序，稳步发展，象传统社会中宗教或其他集团可以包揽天下事并且有无所不及的功能的现象决不会为当代社会带来活力。
在社会成员的关系方面，我们的标准是自由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是双向的，即在社会集团关系方面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在社会等级层次方面是可以升迁的而不是壁垒森严的。实现这种流动性实际上取决于两个前提： 人身自由与机会均等。这两点的实现会使任何一种羁绊人身的缰绳和任何形式的世袭制度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使人们在利益与事业的选择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度。
我们第三个方面的思考是现代化模式的效用性问题。现代化理论的兴起本来是想为落后国家提供具有可能性的发展道路，但我们注意到在被认为已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各国的模式是不相同的。英国的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可谓“无”中生出来的“有”；美国则是通过建立一个新国家来开始现代化进程；苏联的现代化是推翻一切旧阶级和旧制度为基础；而日本的现代化与其说是从内部产生，不如说是面对西方挑战的一次成功的应战，正象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是在外国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的，但一旦决定开放后，便在回敬西方的冲击中显示出敢于冒险的气魄和能力”。上远的状况使我们得到了一点启示：即对于现代化的后来者，任何一国的经验都构不成一种绝对仿效的模式。但这一点并没有使现代化模式的效用性失去意义，落后国家仍然可以从这些模式中找到许多适合于自己发展的经验。 实际上，在模式的效用性方面不能不考虑到三个因素。
第一是意识形态问题，无论是仿效资本主义的美国或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对于后来者来说， 总是使意识形态世界中的另一半的模式效用性大大减弱，若是自创一种混合主义的类型，两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模式效用性都会减弱。摆脱意识形态很难，政治制度不仅仅是形式，而且更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其内容本身，现代化的后来者不可能回避意识形态方面的抉择。
第二是传统问题。一个社会或民族的传统是由历史和心理文化的发展积淀而成的，这一积淀与社会发展似乎存在一种力学关系：积淀越是沉厚，传统所形成的惯性就越大，改变它就越不容易。然而现代化的革命性的本质却是反传统的，由于每个社会传统的积淀层次和方式不同，因此对于后来者来说，从不同的社会背景条件下去遵循某个模式，其结果可能会两样，关键在于怎样处理传统。西方许多学者把日本模式视为西方的政治经济特征与东方意识行为方式相结合，认为日本保持了传统，这可能是一种误解。任何民族在实现现代化时都会在形式上对传统有所保留，这是由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所造成的，但这种保留实乃是基于现代化条件之上，在获得了现代性之后，对传统本身的一种超越。传统的社会决不可能是现代化的，而现代化社会中所保留下的传统只有基于现代化之上才能得到理解。因此日本现代文明中的核心只能是现代化的，决不会是传统的。正象东京大学社会学系富永健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从明治维新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没有得到消除，以至于象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太久保利通等许多现代派的领袖们成为传统阵营实施暗杀行为的牺牲者，现代化未能得到持续和稳定，但战后的改革终于杜绝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使日本真正实现了现代化。东方意识行为方式在日本的存在只不过说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相对独立性和现代化模式的经验差异，说明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被超越，而决非意味着传统与现代化可以共存下去。处理传统的方式，正象曾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讲座学派的主将之一大塚久雄所主张的那样：对于亚洲，特别是对于日本，不从根本上克服亚洲的遗产——社会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全部传统， 则无法实现现代化。当然，也正象他所说的那样， 是克服，而不是从根本上消灭。
第三个因素是广义上的地理环境，这一点也是使现代化模式呈现出多样性的一个原因。一个社会的现代化会受到空间限度的制约，这就使得有些社会的现代化不一定会出现一个完整的现代化过程所具备的全部特征。例如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在开始现代化进程时充分利用了地理环境的优越条件， 以充足的石油财富作为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动力。其实当时的伊朗与其说在实现一个现代化，还不如说是在购买一个现代化。空间的限度实际上使得任何现代化模式的效用性降低。
由于上述三个因素，我们认为，对于现代化的后来者来说，现代化进程决不是能够通过刻意模仿而得以实现。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善于从其他模式中学习，走出自己的道路，这一点正是现代化各种模式的效用性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是我们建立一个具有中性价值和普遍性的现代化模式的意义所在。换句话说，否定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现代化模式，并不意味着人类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没有普遍规律可循。
我们思考的第四个方面是现代化概念的运用问题。对于这一概念是否可以使用，我们已作出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所想强调的唯一一点是这一概念的动态性质。阿尔蒙德在《发展中区域的政治》一书中曾经对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提出警告，认为这种概念决不可被视为静态的，而应将它视为一个动态的连续体，这一警告对我们使用现代化概念至关重要。社会并不是一个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现代化概念的最大好处就是使人们在观察社会变化时 具有动态的眼光。其实，人们所要描述和诠释的本来就是一种社会变动，一次大的社会过渡，我们以为用这种动态的理论观点来看待动态的变化与过渡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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